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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后，低碳、绿色、环保已成为当下热议的流行词，并已深入民心。无论政府、企业还是个人都对低碳予以了高度的关注和重视，但是具体到如何实现低碳，如何实现经济战略转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广东、深圳等试点省市的碳交易体系已运行了一年多时间，尽管系统运行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流动性的问题，配额分配的问题，但是市场还是较好的控制住了价格，完成了首次履约的检验，没有暴涨暴跌等失效机制发生，相较于全球低碳控排领域的低迷表现，中国试点碳交易体系的表现让人欣慰。

然而，也应该看到作为碳交易市场的主体，多数控排企业和组织还是显示出了诸多问题，面对新的制度或漠视或无措，既未在初期发放配额时合理谈判，也未在中期以适宜的策略参与交易，亦未在末期评估配额差异以竞拍或场外交易的方式完成配额清缴，最终导致相当多企业因配额不足被迫在履约期间从现货交易市场高价吃入，造成不必要的成本损失。

出现这种状况，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企业而言，首先管理人员人员不了解碳资产管理，碳交易流程，大多也没有没有设置专门岗位进行碳交易的分析和管理，甚至在北京碳交易市场，许多控排对象不知道履约是要在系统点击按钮进行配额提交。第二 、财务也没有有效的碳会计方案，导致平时难以根据实际排放量和碳价格实施碳交易策略。第三、没有准确的企业碳成本的分析，不知何时该出手或入手碳配额，或自行开发碳减排项目。第四、没有及时关注政策信息，导致误失良机，如深圳碳交易市场在履约前府以市价一半的价格政低价拍卖少量配额，却有不少配额不足的企业未及时申报而错过了。第五、最初政府单独面谈制定基准线时，个别行业企业明显过于严苛，但企业当时或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或不知道该如何谈判，最终没能及时将实际状况反馈给政府机构，造成了不必要的成本损失。

2014年新的履约年度已经开始，各交易将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创新交易品种，提高交易规模，放宽金融机构参与，并将朝着建立统一的全国性碳市场方向摸索。那么已经或即将要参与碳交易的控排企业必须要积极行动，有效策划以应对低碳政策环境，否则金融机构的深入参与将使企业面临更大的履约财务风险。分析西方国家成熟碳交易企业，结合中国具体情况，笔者认为企业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努力。

第一是提升管理层的意识。当政府和公众越来越多的关注气候变化与全球变暖这一环境危机，并且认识到人类活动所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正是导致这一危机的罪魁祸首的时候，作为排放的主体，企业注定将不可以继续无偿的获取温室气体排放的权利，因为这将损害别人的利益，增加社会成本；碳税和碳交易等方式正是将企业碳排放这一行为的外部性转化为企业的内部成本，这样企业经营过程中除了要投入原材料等资源外，还要投入跟碳排放有关的成本，从而倒逼企业主动的进行减排行动。当然这些内化的成本最终会通过供应量的传导转化到整个社会产品的价格，不会全部由参与控排的企业吸收，至于传导与转化的比例分配则是一个多方博弈的结果，主要取决于行业垄断的程度。 

作为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必须明白，如果自己的企业在这块做的不好，就可能被竞争对手领先，进而影响到自身产品和服务的成本竞争力；对于公众性的企业，在低碳方面的表现还可能严重影响到企业口碑与品牌价值，有时候这种影响的致命程度甚至超出了碳排放成本本身。因此经营管理者对于低碳管理要有具体的认识、明确的目标和清晰的架构。 

第二是尽快建立相应的架构和管理工具。多数企业习惯于直接将碳盘查、计算、报告和交易等碳资产管理工作丢给行政后勤部门或则体系认证部门处理，少部分规模较大的企业则放到环境安全部门对应，而这些部门通常只负责执行和技术层面的事务，能力不足还可以学习，但碳资产的管理往往会涉及到财务管理与公司的战略，这需要企业经营决策层的直接参与，甚至授权都难以执行。

所以笔者建议企业成立一个有经营决策层直接领导，技术人员和财务人员共同参与的的碳资产管理架构，如下“图一”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范例：COO（首席气候官）结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经营环境，在评估风险的基础上制定公司碳管理的总体策略和目标，这个目标应该包括减排目标、盈利目标和社会责任目标，它决定了企业业务部门采取何种方式完成减排任务，也决定了财务部门实施的碳交易策略是保守还是激进；而为了这个目标制定准确合理，又须要战略部门准确的评估碳管理的风险与机遇，业务部门准确的碳排放数据和项目减排成本计算，财务部门清晰的碳资产与交易评估。

除了目标管理，企业还可以运用更多的工具以推进碳资产管理，如设立节能减排的KPI考核指标，积极参与各类碳披露和碳交易行动，内部开发自愿性减排项目等。

第三是分析和研究碳市场运行的机制。只有充分明白并掌握了碳交易机制的原理与规则，才能保证在变幻莫测的碳交易市场最大程度获取利益、规避风险。

用于碳交易的碳资产目前主要包括碳配额（或则叫碳排放权）和核证减排量两种形式，它们可以用来抵消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而实际上它们都是虚拟的，是依托于某一区域政府的减排目标与政策而存在，由于减排目标对于碳排放进行了限制，所以排放权便具有了稀缺性，成为一种资产。

碳配额的多少是由排放基数和减排比例决定，政府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评估流动性风险和经济增长预期加以宽放或收缩。配额的数量一旦定下，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曲线就人为确定了；如果经济环境如预期一样发展，则供需曲线会在某个范围区间产生一个平衡价格，这个平衡价格应该能够反映主要行业企业自主减排的边际成本，当碳价格高于这个边际成本时，就能激励企业采取自主的减排行动，产生的多余配额或项目减排量则可以交换成资金。这正是政府设计碳交易制度的主要目的---通过市场手段让碳配额流向减排成本高的企业，让资金流向减排成本低的企业，用最少的社会成本达成最大的减排效果。

关于供需曲线及平衡价格的形成原理，正常情况下供给曲线“G1”和需求曲线“X1”在“E1”点取得平衡，产生一个均衡价格“P1”；而当情况发生变化时，比如最近国内各交易试点因为完成了首年的履约，导致需求下降，需求曲线调整到到“X2”，这时候碳储蓄和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供给跟着下降，曲线调整到“G2”，供给和需求重新再“E2”点形成一个平衡价格“E2”此时达到帕累托最优，市场将外部性转化为内部成本，这展现了市场的定价功能。反之，当6月底碳市场面临履约，企业对配额需求增加，需求曲线从X2移动到X1的位置,同时供给曲线从G2移到G1的位置，均衡价格从P2变到P1，再次达到帕累托最优。但是如果这个时候配额盈余的企业惜售，则供给无法增加，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可以看出价格会快速上升，给企业履约造成巨大财务风险，该怎么办呢？深圳排交所采取了低价向配额不足企业拍卖储备配额的方法。需要警惕的是，这种方法过于刚硬，它很可能会直接打击到市场其它参与方的获利预期和交易意愿，进一步扼杀二级碳交易市场的流动性。流动性不足则会减弱价格曲线抵御市场波动的能力，甚至导致价格失灵。

确定了配额和供需曲线，政府还面临一个真正的难题，那就是如何公平合理的将配额分配到每一家控排企业，同时确保碳交易对现有的行业竞争态势和每家企业的竞争力影响最小。常用的配额分配方法有三种：祖父法、拍卖法、行业对标法，国内各交易试点一般是将这三种方法结合使用，以深圳试点为例：管控单位为电力、燃气、供水企业的，其预分配配额结合企业所处行业基准碳排放强度确定，也就是采取行业对标法。管控单位为其他企业的，其预分配配额结合企业历史排放量、在其所处行业中的排放水平等因素，采取同一行业内企业竞争性博弈方式确定，也就是结合使用祖父法、行业对标法。而对于拍卖法的使用，虽然政府预留了3%的拍卖配额，但只是在履约前进行了一次，拍卖出了少量许。

就企业来讲，采用哪种配额分配方法对于企业的碳管理策略影响很大，行业对标法对技术先进的企业非常有利，它们不用减排就有充足甚至多余的配额可够清缴，而对于技术落后配额不足的企业进一步形成打击拉大差距，所以基准的制定需慎重，要配合当地的整体产业发展规划；用祖父法看起来对大家的碳成本增加相对公平，但这对前期已经导入大量环保技术导致缺少减排空间的先进企业显得不公平。企业一定要搞清楚碳交易机制的原理与规则，才可以更有效的制定碳交易策略，管理好碳资产。

第四是制定适宜的交易策略，该出手时必出手。如下“图三”是一个简单的碳交易决策模型曲线•
以碳交易获利最大化为标的，建立价格P0和交易量Q0的最佳决策模型曲线•

假定条件如下

当前配额为Q=500
初始排放量350 
标准偏差σ
：分别取值  0、0.05、0.1
预期排放增长μ：分别取值
  0、0.2、-0.2
政府违约惩罚价格
150  
得到如下
S曲线，企业的买入和卖出倾向取决于价格的变化

S曲线的形状与企业未来碳排放预期的不确定度σ相关，它决定企业的交易决策偏好，

S曲线的上下位置则与预期排放增长μ率有关

进而得出企业最佳交易决策为在合理价格平衡区间（Pl~P2），曲线接近线性波动，企业只需根据价格波动乘以线性系数进行交易，当价格低于Pl则可以大量吸入，当价格高于Ph可以考虑全部抛出获利。

总结以上内容，企业要完善碳资产管理，需要决策层的重视和参与，建立明确的碳目标，建立碳管理架构，形成碳交易策略，综合运用各种碳管理工具已达成企业的碳管理策略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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